今年的3月16日，是第15个世界社工日。社工，是指社会服务机构里的专职和专业人员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默默地做着大量平凡、琐碎和被低估了的工作，连接起社会与需要帮助的人群。今天，是属于他们的日子。 

1. 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

尽管过去很多年，梁春红（儿童希望四川助学项目，11年社工）仍对那次凉山之行念念不忘。

那是2010年，儿童希望确定去四川凉山援建一个小学，她和一群志愿者走了一整天山路，到达一个村子，一所破败的小学。

接待他们的是在小学教了很多年的民办教师，当那位老师听说孩子们可以继续上学，喜出望外。他突然磨刀霍霍，走向自己唯一的财产——一头黄牛。梁春红大惊失色，等她反应过来，想阻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几声凄厉的哀嚎之后，牛血迸射。

（图：2010年3月梁春红第一次去凉山，与凉山州越西县尔则组村小的孩子们合影）

春红当场被吓哭了。说不清是被血腥震惊到，还是被眼前的光秃秃的贫穷，以及让人鼻酸的村民的淳朴，夹杂着自己内心对牛之死的忏悔和自责。

“那么落后的地方，比最贫穷的城镇还要落后20、30年，他们几乎一无所有，却拿出最宝贵的东西，表达对我们带去助学项目的感激。”从此，这个画面一直在她脑海里萦绕，提醒她，一定要对得起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。

让罗典（儿童希望广州小家项目，13年社工）揪心的画面，则是她目击的一个悲剧。几年前，广州小家项目的合作医院有一个患儿爸爸，得知孩子病情扩散、癌细胞转移了后，当即就跳楼了。

为此罗典非常难过，甚至自责，“如果我早一点接触这个家庭，接待他们入住小家，和这位爸爸多聊一聊，做一些心理辅导，他或许不至于走极端。”

 图：在罗典（左一）和社工同事们的努力下，儿童希望广州小家增加到10个。

而张雯（儿童希望创始人，25年社工）记忆深处的画面则要闪回到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，她第一时间驾着借来的越野车，亲自为北川一个孤儿院送去急需的发电机。当车上了路，她才发现，居然要过雪山。一路上随处可见塌方、滑坡、推土机下残缺的无名尸，“彷佛周遭枪林弹雨”。她哆嗦着，闭上眼，一路祈祷。

“这要是梦多好啊！”

如她所愿，这个真实的画面从此留在了张雯的梦境里。

2. 典型社工画像：31岁已婚城市高学历女性

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，后来被人们称为“中国民间公益元年”。大灾中迸发出巨大的民间力量，且影响深远。这之后10多年中，中国民间公益在曲折中走上专业化、组织化、协同化的道路。灾难唤醒了一大批公民志愿者，他们当中留存了一部分以社会公益活动为职业的专职人员，作为最初的社会工作者群体，逐渐从社会大背景中走进公众视野。

简单说，社工是指一种帮助人解决与社会环境发生问题的专业工作。李增禄的《社会工作概论》里加以解释，“社会工作是由社会工作者协助人们认清困难和问题；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，改善生活环境，改变行为、态度及动机，并促进生活能力与潜能之发挥。”

社工，就是从事上述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。

对全国9省市100余个社工服务机构中的2547个专职社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（2015/2016）后，学者孙中伟、周海燕勾勒出一幅当前社工从业群体的基本画像：

女性社工占66%，男性社工占34%；

平均年龄为31.2岁，以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为主；

其中，58.2%已婚；

26.7%为中共党员；

83.1%拥有城市户籍；

72.5%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持证社工63%，未取得社工证占37%；

每周总工作时间37.23小时；

岗位年限：1年以下的占11.3%，1—3年占40%，3—5年占18.4%，5年以上占30.3%；

工资待遇：平均月收入为3768.94元。

有别于学术定义，11年社工从业者梁春红这样形容，“如果社会是江河湖海、山川大地，那么社工就是一座座桥、一条条路。”

刘静和张雯是最早通过全国社工职称考试的一批专业社工。2008年6月28日，13万余名考生走进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考场，他们中的24840人成为我国首批持证的社会工作者。之后，全国“社考”每年一次。截止2020年，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53.4万人，近五年年均增长27.6%。

然而，据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（2011—2020年）》提到，到2020年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应达到145万人。

对应于14亿人口大国，庞大的社会金字塔底层，社会工作从业者，仍是一个海量的缺口。

3. 从冷门专业到遍地开花，但就业前景并不乐观

然而人才培养院校并不缺人。

1988年，国家教委首批批准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吉林大学三所大学设置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。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社工专业属于冷门学科，偏向于理论研究与相关政府职能管理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高校扩招，社会工作专业迅速在各个高校蓬勃开设。到2018年，全国有82所职高、348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，15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社会工作硕士专业，此外17个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点。这些院校每年培养社工专业毕业生近4万名。

尽管按照社会需求，这些专业人才远远不够用，但现实中，仅有10%-30%的毕业生从事社会工作，其他相当部分选择了改行。

据刘静所了解，2004年她就读河南师范大学社工专业本科，同班有60名学生，但多数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，等到2008年毕业时，只有不到5人继续选择社工职业。

“大家完全不知道社工职业将来做什么，加上当时对应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很少，多数同学对职业前景充满了迷茫和困惑，纷纷选择考研和转行。”到今天，刘静觉得自己可能是全班60个同学中唯一还活跃在项目上的社工。

刘静认为，专业人才流失，是因为不少学生觉得“就业前景太不乐观了”，收入偏低，社会存在感也弱。

有专家指出，造成这种“不乐观”的主要原因在于：我们的专业化走在了职业化的前面。

儿童希望创始人张雯，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反例。张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偶然的机会，她看到孤儿院残疾儿童状况，于是放弃记者职业，转而去美国社工专业排名第一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社工硕士，之后回国创立了儿童希望基金会，致力于中国困境儿童救助。

（图：1995年，张雯与苏州福利院的孩子们。）

“当时我对这个专业也什么都不知道，懵懂得一塌糊涂。但是学的时候又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包罗万象，而且能够实现我的人文理想，帮助受苦的人。”张雯觉得这个专业实在太好了，所学内容既实用又有理论深度，不仅学怎么具体地救助人，也学社会政策、社会深层背景和困境，比如老人问题、儿童问题、艾滋病、性侵、家庭暴力等等。

4. 职业认同困惑：情怀走不远，何以为继？

流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即使是那些已经在社会服务机构上岗的社工，也出现频繁离职现象，这已成为当前社会服务行业发展的极大威胁。

孙中伟、周海燕的社工调查中指出，总样本中约20%社工有离职倾向，其中男性更为明显。在重点分析了工作条件、家庭支持以及职业发展三个方面因素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，工资水平因素并不显著，反而，家人支持与否，直接影响了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。

具体来看，56.11%的社工的家人对社工的职业表示支持，但还有43.89%的社工未得到家人的支持。

张雯回忆，1993年当她从一家中央级杂志社辞职去美国攻读社工硕士，家里人很不理解，问张雯社工具体是做什么。她费力地一番解释，最后灵机一动，“就是坐那胡同口、戴红袖标的街道老太太做的活儿。”家里人更诧异了，好不容易在中国学完了新闻、又到美国去学做街道老太太干嘛？

80后社工刘静表示，一开始家人并不支持，觉得女孩做社工挺辛苦的，接触最底层的人，他们觉得有端铁饭碗的机会，为什么要做这个？“好在我自己想明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坚持了自己。后来慢慢地，家人也支持我。”

刘静很高兴，现在家人会积极参与到自己的公益活动里，比如在99公益日，亲友们也会踊跃地参与捐款和传播，并以此为荣。

李梓琨是90后社工的代表，在张雯眼里，她是难得的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优秀专业人才。

2014年，梓琨心理学专业毕业，随即加入儿童希望的极具先锋性的“真爱反儿童性虐待”项目，参与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遭性侵女童庇护所，成为幸存女童们深深依赖的“小姐姐”。

（图：2017年8月，社工李梓琨在云南彝良举办“真爱反虐待营会”，为孩子们做防性侵课程培训）

尽管自我认可度较高，但李梓琨认为，家庭亲友对此认可度并不高，“至于社会，对此行业认知模糊”。

5. 有软肋的人

作为不多的持证男社工，王志军从十年前做志愿者开始，如今接替张雯，成为儿童希望基金会第二任执行主任。

“不行，我看不得那些孩子受苦”。年初，工作群里转发一个视频，一个在北京小家的肿瘤小女孩刚学会说话，晃着大脑袋，奶声奶气地说着“叔叔阿姨新年好”，王志军连连说，受不了，太揪心了。

目前，儿童希望有近50名专职员工，分布在助医小家、助养助学、真爱反虐待等五个项目，近十个城市。大多数社工做具体项目事务跟进，其中12名持有社工证。采访中，好几个社工提及从业经历中遭遇严重挫折，深陷无力感，甚至产生自我怀疑。

刘静的无力感最初出现在给大病患儿做募捐。“刚开始，我手里有100个孩子，募不到款。每天都有人打电话，孩子快死了，我急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”她觉得肩上担子特别重，而且，很多都是绝症的孩子，就算是筹到1000万，能治好吗？

走不下去，怎么办？于是申请换了个项目，去做助养。“一开始也特别有力量，觉得终于从那个坑里爬出来了，不用去面对重病的孩子，现在我面对的都是健康的孩子。我背着包，带着干粮，去山里，晒得一脸斑，走多远多累都不觉得苦。”

（图：2010年，社工刘静走访被助养的孩子家庭，如今她成长为儿童希望新一代管理者。）

刘静觉得，做社工的原动力是来自于内心的善，真心地愿意去帮助别人。但是，当帮完了100个，扭头一看，何止100个，还有上千个更穷更困难的孩子等待救助，而资源就那么多。

“事实是，你无力改变社会，你无力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根本的根本，什么都不是。”大家又陷入深深的无力感，找不到动力了。

于是停下来，思考生命的问题。

“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改变，而生命在时间的永恒里，也是阶段性的呈现。”当她在永恒里再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豁然开朗了。“我们在他们的生命里出现。仅此而已。”

刘静顿悟，公益不是一个施舍，不是单纯的施舍和接受，是生命影响生命，是传递真爱。

渡过了那个阶段，刘静不再那么焦虑了。

6. 社会工作发展30年，也仍在开创阶段

2018年11月，“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三十周年”在北京召开，聚集了两岸三地在社会工作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，其中有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，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阮曾媛琪教授。

（图：2018年11月，“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三十周年”与会者合影）

张雯回忆起1995年，第一次见到阮曾媛琪——业内人亲切地叫她阮太。那时，张雯还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社工硕士生。“校长说从中国来了一批取经的人，让我帮着一起接待。”那是阮太带领了北大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、中华女子学院等社会学科系主任，到美国最好的社工学院取经。

很多年后的2005年，张雯从美国经过香港回北京，访问了时任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系主任的阮曾媛琪，两人深谈了一晚上。聊着聊着，阮太突然看着张雯说，“十年前我去美国华大，看见一个小女孩，原来就是你啊。”

这十年间，张雯自己领养了三个孤儿，又生了女儿，确立了以儿童救助为志业。在她身上，从内心到外观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2010年，儿童希望以“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”名称注册成功，开始独立运作，并随着社会发展浪潮，从残疾孤儿治病领养、助养助学，到大病患儿救治，救助遭性虐待儿童，到关注残疾儿童的康复。

此后又十年，国内公益行业发展迅猛。2018年，全国各级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达到7585个。不少当初曾是儿童希望的志愿者，创立了新的儿童公益机构，并抓住机遇迅速壮大，规模甚至远超儿童希望。

“现在的社工，还是属于开创阶段的从业者。”从1993年踏入公益这条大河，张雯自己也在这群探索者中跋涉着。

“都很不容易，他们是让人尊敬的一群人。”（E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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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■文／徐荔媛

参考文献：

－《社会工作概论》，李增禄（2012）；

－《2018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》；

－《2019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；

－“53万的审视：中国社工如何前行”，顾东辉，澎湃新闻，2020.3；

－【社会工作10年巡礼之一】“职业化、专业化、本土化：中国社会工作发展10年成就”，中国民政部网站；

－“工作条件、家庭支持与职业发展：中国社会工作者离职意愿的多因素分析”，孙中伟&周海燕，《社会工作与管理》 2019/7 第 19 卷第 4 期。